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感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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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仁宇先生是一位我很喜欢的历史学家，喜欢他细致冷静的笔触，喜欢他显微镜下的大历史观，喜欢他对历史技术性的剖析，下面由小编来给大家分享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，欢迎大家参阅。

除了文学，我最喜欢的书就是历史类的。对于历史本身，我也是颇有兴趣的，但可惜的是，纯粹的古人笔触我也是看不进去的，于是乎，现当代的历史著作变成了我的最爱。烟索重楼，月迷津渡，从书中走出来的一个个人物身上都有股子道骨仙风的气质。这些人大部分或是王侯将相，或是富贵显达，也有臭名昭著。总之，能够被记住的人身上，总有那么基础值得观瞻的地方。茫茫人海，凡夫俗子，又有谁会被永久的铭记呢？记得张爱玲说过类似的话，一个人，无论是好名或者是恶名，总比不留名要强。读历史，就是读那活灵活现的人物就是读那错综复杂的时间。读历史，是对人类的一次反省，又是对人类自身的一次升华。

读历史，不能错过明朝史，因为明朝史汉族掌握政权的最终一个封建王朝。而读明史，就不能错过《万历十五年》，相对而言，我更喜欢这本书的英文名字《1687：ayearofnosignificance》，直译是《1687：无关紧要的一年》。确实，万历十五年间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，但这些“细枝末节”恰恰是明朝衰落的关键。就历史来讲，有三个不可忽视的特点：一：学术性。黄仁宇本身就是一位大家，他的学术造诣是值得钦佩的。书中有着很多的历史资料来佐证作者的观点，且看附件中参照的文籍就能够懂得其中大意。在40年之前，有着一位双鬓斑白的学者，带着老花镜，手拿放大镜，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收集所需要的资料。这份努力，本身就有股酸楚的味道。二：坦诚性：作家本身所拥有的大历史观注定了他对历史上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都有着相当的了解。书中也说过：“用视而不见的态度抹去这些事实，就是不忠于历史；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，也并不是真正的推崇”。在这样的历史态度的引导下，《万历十五年》也显露出更为深刻的坦诚。原本的讲，对与错本没有什么界限，是与非也只在一念之间。所以，真实并且客观的对待历史就显得尤为重要。哪个太监被打了，哪个大臣的父母过世了，哪位夫人升为诰命了，哪位大臣又从

江北调往江南了。也许每一天都发生的偶然就会一不细心撞上一种必然——轰，硕大的明王朝就此灰飞烟灭……三：个性化的表达。个性化不代表标新立异，黄老就属于朴实的个性化表达。他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娓娓道来，艰涩复杂的历史文献就会豁然开朗，并且又增添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厚重感，我们也更理解作者本身所蕴含的历史感与书香气。另外，本书适合各种各样的人群欣赏，因为识字的人就能看得明白，但其中的奥秘又是不一样层次的感受了。

读史是一种很畅快的情感，从中受益的过程更显得酣畅淋漓。而读了《万历十五年》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一个为人处世的道理：要在拿得住的范围有所突破。拿海瑞和戚继光来比较：一文一武，在文人当道的明朝，似乎海瑞更应当吃得开，然而事实呢？“海瑞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务而牺牲自我精神，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”。海瑞用他对律法的绝对忠诚，对自我要求的绝对严苛，对清廉正义的绝对奉行，使自我成为了茅坑里的石头——又臭又硬。天下读书人，对他只能是又敬又畏，也仅有当他死后，才会让人大舒一口气。与此不一样，戚继光处处受挟制，但却终究成功的成为一名抗倭名将，带领他的戚家军傲视群雄。戚继光作为官员，有很多不好的习惯，例如腐败。可是他成功了，原因何在？正是那份妥协。很多时候，很多情景，不是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够有所变动的，在有把握的范围内施展自我的才华，使矛盾暂时搁下，不予激化，避重就轻，相信会有更能理解的结果。

接下来就得谈谈张居正了，也读了不少有关张居正的书了，光是感想就写了许多篇。可是这一次，经过《万历十五年》，我更理解在一个矛盾的王朝，张居正的矛盾有多深刻。张居正的宏图霸业自不必多言，但他身上先进与落后的地方，纠结又说不通的地方，又实在是吸引人。“张居正在理论上找不到更好的学说，只能以自我的一身挺立于合理与合法之间，经受来自两方的压力”。于是，不难理解，张居正的成就与改革是一个历史特定的产物，他的性格，与万历皇帝的年幼成就了他得以施加相权的条件。所以，一旦他的前提灭亡或者是皇帝的年长，就会很容易改变他的改革。说白了，他的梦想存在的本身就是一座空中楼阁，是随时能够坍塌的，是没有经济或政治的因素作为强大后盾。所以，如烟花般壮烈的悲壮也就在所难免了。张居正自身又是“无数因果关系中的一个幻影”，因为万历，有了张居正，有了张居正，有了延伸的大名五十年光景。

培根说：读史使人明知。史书要细细慢慢的读，启迪智慧，借古看今，通古晓今，博古论今。

这是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一本好书，1979年首先在美国出版，并多次重印。我是在阅读了王小波的“不新的《万历十五年》”一文后，才上网购得此书阅读的。在读书中，经过书里提到的文章和人，再去找自我有兴趣的书来读，这种是我自称为“顺藤摸瓜”读书法。由于这个读书法，我最近重点购买了一些“读书笔记”类的书籍来阅读。

《万历十五年》是一本历史学范畴的书。在我的读书目录里，应当是文（文学）、史（历史）、哲（哲学）三类为主。在阅读一个人的著作前，最好先阅读他的传记或者简介，这样，才会对作者写作的立场、背景、动因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，有利于自我对作品的理解。这个也是我自称为“摸清背景”的第二个读书法。由于这第二个读书法，我也购买了比较多的人物传记来阅读。

经过读书，我要建立起自我的读书方法和阅读书目体系。

再来谈谈《万历十五年》这本书吧。全书以万历十五年（公元1587年）为历史时间的横断面，然后讲述了与这个横断面有关的六个人物――一个皇帝（万历）、两任元辅大学士（张居正、申时行）、一个模范官僚（海瑞）、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（戚继光）、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。最终，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：1587年，即万历十五年，表面上无事可记，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，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，所以，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杯具性结局（皇帝也不例外），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，也是失败的历史！

读了这本书后，引发了我的另一个思考，就是我们此刻一再提的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”，究竟我们民族历史那个阶段、那种机制值得我们骄傲，更值得我们在当今列强环伺的国际形势下提出“复兴”的口号？如果说中国的汉唐盛世值得我们后人“复兴”，那么，万历十五年的杯具，不是由汉唐而来的吗？

期望经过阅读更多的历史书籍和做历史的思考，能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。

最近看完了《万历十五年》，明朝万历年间的重臣，张居正、戚继光、申时行、海瑞……无一不以杯具收场。 ……此处隐藏1484个字……大稽！第二，从史料看来，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“高拱谋反”（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、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）。若将黄仁宇先生的“谋反”理解为“摄政”，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，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“摄政专制”。第三，从结果来看，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，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？第四，就张居正、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，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。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，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，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。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，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。所以，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，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“孩童”改为“天子”，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。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

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。能够说除了获利之外，张居正能够自保，冯保能够复仇。

除了对“高拱罢黜”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一样外，“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、地主”和“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”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。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，即宫女“许配”给太监后并非成为“答应”。“答应”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，而这种被称为“对食”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。

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：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。

二“官僚”和“政治家”的名词解释

下头笔者将对“官僚”和“政治家”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。在笔者看来，政治家相对于官僚，对政事更加负责，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、道德礼仪；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。在那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。徐阶（嘉靖年间首辅）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，并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，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，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；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，他应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“不抵抗”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；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（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，可是却绝不践行）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；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。

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，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，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，不知韬光养晦，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（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！），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；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，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，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，但因为他在“争国本”事件中太过圆滑，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，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。若两人做比较的话，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，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。

三张居正和申时行

自古以来，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。可是在明代，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。君权的外围有宗室、外戚和宦官三种，但在明朝，宗室被打压（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），外戚势力弱小，宦权得以提高（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）。就相权而言，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，但之后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。大学是手中有权力，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，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，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，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。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，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，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。若宦权与相权联合，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（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**就是一例）。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，前者维护的是相权（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），后者维护的是君权。

这种情景的产生，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。张居正当政时，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，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，所以张居正扮演了臣子、导师和严父三种主角。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，教习经史，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（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）；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，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，他联合宦官冯保、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，避免了朝政动荡。同时在前期，他肃清吏治，任用贤人，使得大明帝国能够正常运转。但作为一名“严父”来说，他的行为太极端，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，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、扶植私党、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，影响到了皇权，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。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，但太过刚愎自用、傲慢自大，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。此外，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，那就是“考成法”。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，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——流民现象。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，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！

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教师，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，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。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，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。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，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，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我的教师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），也不维护自我的教师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），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，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。由此可见，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。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“考成法”，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；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，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，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。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，他对君权的态度在“争国本”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，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。

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，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，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，所以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，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。可是在“成王败寇”的权力斗争中，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！

四这本书带给我们的

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、戚继光和李贽三人，他们代表了不一样阶层不一样环境的人，但同样怀有“治国平天下”的梦想。当年明月曾说过：“‘知行合一’这句话，张居正读懂了，海瑞没有读懂。”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，仅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“非黑即白、非是即非”的教条主义世界中。

应对同样的现实，戚继光顺从了，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；李贽选择了出价，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，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。

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，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，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。张居正的折腾（京察、考成等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，而申时行、王锡爵等人的“无为而治”反而更加有效。但最终，崇祯皇帝，这个有勇气、有骨气、有决心可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，社会矛盾加剧，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，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。

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，类似的体制、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。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，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，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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